《兔业与服务》编辑部：

 对钟利民文：《缘何频出昙花一现的“兔王”》，我认为有点“成者为王，败者寇”的味道，有些不妥。应该说：“兔王”对兔业有推动作用。如八十年代的石磊，在1985年杭州的会议上，石磊就影响了一大批人，包刮我；九十年代的王玉梅，确实上规模，搞兔皮、兔肉加工，用兔皮边角料做玩具，引起中央领导对兔业的关心，可以说，王玉梅对兔业功不可没！我在1994年搞獭兔开发，到1995年兔子多了没去处，写信向王玉梅求助，是她派人派车运走了我的600只存兔，并帮助我与北京元隆公司挂勾，解决兔皮销路，我这时才走出困境。我只是从报刊上看到她的事迹，冒昧写信给她，她就帮助了我，没有向我推销种兔，没有从我这里得到好处，纯粹是帮助外省的一个养兔场，令我至今难忘；再说昝建梁培养的“巨高”长毛兔确实产毛量高，对中国长毛兔超过西德长毛兔的产毛量作出了贡献。至于犯罪的兔王，那只是极少数。如果中国的兔业仅停留在家庭养殖上，全部低调，那么，兔业还能做大做强吗？我们不能求全责备，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，否则，谁还会去闯呢？

请你在编《史记——中国兔业与服务》一书时，应将他们的情况列入。在兔业专家中，我最敬佩的是王维廉，他在1994年发表在《中国畜牧水产报》上的文章启发了我开发獭兔养殖，多年来，他一直为兔业奔走呼喊，写书办报，从不间断，是兔业有功之臣。